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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华北沦陷后，GM党部队，尤其是嫡系部队，几乎全部撤退。八路军深入敌后，很快得到发展，建立了大片根据地。

    正是华北的教训，使蒋zs警觉起来，上海、南京失守后，他特意把韩德勤的部队约十万兵马留在苏北，皖北也留下了廖磊的七万部队。

    汉口会议的召开，标志着GM党敌后游击战术思想已经初步形成，但与之不相匹配的却是游击理论的匮乏。

    当然，五次“围剿”红军的经历，党从中了解和熟悉了游击战术，并且有了部分的研究和运用。

    之后，国*军建立了很多游击指挥部，以及由正规军编成的游击部队。

    比如：苏北有李明扬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指挥部；陈太运苏北挺进队；鲁西（微山湖以西）有山东敌后抗战部队大本营，正规军和众多游击武装相配合；皖北则先后有安徽游击总司令张义纯的淮北民众抗日自卫军；豫东有孙桐萱、何柱国的豫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，下设豫东游击总司令部、豫鲁边区游击指挥部，有数十个纵队和十余个支队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，还有大别山的廖磊的21集团军、徐源泉的26集团军、张义纯的安徽抗日自卫军、王懋功江苏挺进军、张轸豫东挺进军、鄂东游击纵队、大别山游击纵队等等。

    但抗战八年，国*共*两党都在敌后致力于建设抗日根据地，但结果迥异。

    GM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，到一九四三左右，基本上都已丧失。近百万敌后游击武装，到一九四五年也差不多损失殆尽。

    相反，GC*党的抗日根据地，从陕北一隅，迅速扩展到十余省。敌后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，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近百万之众。

    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，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，二者的结局何以如此大相径庭？

    首先：GM党敌后战场屡屡配合正面战场，引来日军疯狂扫荡。

    与中*共在游击战中能够坚持“独立自主”有所不同，虽然蒋ZS提出了“游击战高于正规战”的口号，但GM党各个游击区的抗日部队，其活动的主旨仍然是为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服务，作战自由度其实并不高。

    这种“为正规战服务”，有长期和短期之分。就长期作用而言，自GM党统帅部作出游击战决策，倡导敌后游击后，GM党投入敌后的兵力，最鼎盛时期，一度达到百余万。

    短期作用，则是配合正面战场，协助主要战役。

    比如徐州会战期间，为防止日军增援，第二战区的游击部队全面出击袭敌扰敌；再如三次长沙会战期间，第九战区游击武装大肆出击，协助野战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悉数破坏，使敌人辎重车辆无法通行等等。

    如此种种，都促使日军不断加强对敌后GM党根据地和游击部队的扫荡力度。尤其是：每次配合正面战场正规战后，都会招致日军报复性的残酷扫荡。

    与正面战场配合愈多，招致的扫荡也就愈多。每配合一次，就意味着一次根据地的缩小。这一现象，不单单发生在GM党身上——GC*党部队发动百团大战之后，也招致了相同的结果。

    其次：国*军的游击战术不正确，说白了，其实就是在用打正规战的方法去打游击战。

    因为过于强调与正面战场的配合，国*军许多时候不自觉地变游击战为兵团战。

    当日军扫荡根据地时，往往如正面战场一般寸土必争。其结果，往往是损失惨重。

    如卫立煌开辟的中条山根据地，高沟深垒，大造防御工事，其实已经失去了游击战的机动灵活的优势。

    而游击战变成阵地战的后果，是防御工事被日军攻破，根据地部队遭到严重损失，中条山根据地也彻底丢掉了。

    相比而言，GC*党部队在敌后的策略要灵活得多。

    他们常常采用坚壁清野和战略转移的办法，来避开日军的锋芒，而极少采取固守根据地的做法。

    其作战的指导思想，是尽可能地保存部队实力，而不是保存地盘。

    换言之，即严格贯彻所谓的“十六字”方针：“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”。

    日军对这一策略显然办法不多，因为日军的扫荡很显然是暂时性的，无法持久，日军更不可能在偏僻的农村地区，派驻部队建立牢固的统治秩序。

    正是由于尽量减少了部队的损失，每当日军撤退之后，GC*党的游击部队总有足够的力量卷土重来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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